作者:臧克家
“人家說了再做,我是做了再說!
“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,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!
作為學(xué)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,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(xué)的兩年時間,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。那時候,他已經(jīng)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。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,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。仰之彌高,越高,攀得越起勁;鉆之彌堅,越堅,鉆得越鍥而不舍。他想吃盡、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,炯炯目光,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。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。1930年到1932年,“望聞問切”也還只是在“望”的初級階段。他從唐詩下手,目不窺園,足不下樓,兀兀窮年,瀝盡心血。杜甫晚年,疏懶得“一月不梳頭”。聞先生也總是頭發(fā)凌亂,他是無暇及此。聞先生的書桌,零亂不堪,眾物騰怨,聞先生心不在焉,抱歉地道一聲:“秩序不在我的范圍以內(nèi)!憋,幾乎忘記了吃,他貪的是精神食糧;夜間睡得很少,為了研究,他惜寸陰、分陰。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,因它大開光明之路,“漂白了四壁”。
不動不響,無聲無聞。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,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,如群蟻排衙。幾年辛苦,凝結(jié)而成《唐詩雜論》的碩果。
他并沒有先“說”,但他“做”了,做出了卓越的成績。
“做”了,他自己也沒有“說”。他又由唐詩轉(zhuǎn)到楚辭。十年艱辛,一部《校補》赫然而出。別人在贊美,在驚嘆,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,也沒有“說”。他又向“古典新義”邁進了。他潛心貫注,心會神凝,成了“何妨一下樓”的主人。
做了再說,做了不說,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,——作為學(xué)者的方面。
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,——作為革命家的方面。
這個方面,情況就迥乎不同,而且一反既往了。
作為爭取民主的戰(zhàn)士,青年運動的領(lǐng)導(dǎo)人,聞一多先生“說”了。起先,小聲說,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;后來,聲音越來越大,他向全國人民呼喊,叫人民起來,反對獨裁,爭取民主!
他在給我的信上說:“此身別無長處,即然有一顆心,有一張嘴,講話定要講個痛快!”
他“說”了,跟著的是“做”。這不再是“做了再說”或“做了也不一定說”了,F(xiàn)在,他“說”了就“做。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,這是人格的寫照,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。
1944年10月12日,他給了我一封信,最后一行說:“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,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,請傳觀!
這是為爭取民主,反對獨裁,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!
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,警報迭起,形勢緊張,明知兇多吉少,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,大罵特務(wù),慷慨淋漓,并指著這群敗類說:“你們站出來!你們站出來!”
他“說”了。說得真痛快,動人心,鼓壯志,氣沖斗牛,聲震天地!
他“說”了:“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,前腳跨出大門,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!
他“做”了,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(guān)頭,他走到游行示威隊伍的前頭,昂首挺胸,長須飄飄。他終于以寶貴的生命,實證了他的“言”和“行”。
聞一多先生,是卓越的學(xué)者,熱情澎湃的優(yōu)秀詩人,大勇的革命烈士。
他,是口的巨人,他,是行的高標。